武汉大学副校长、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副理事长宋保亮在谈到基础学科建设时表示，由于不少高校过于强调服务经济建设与地方发展，应用学科较为吃香，而不少基础学科受到冷落，导致基础学科建设力度不够，数量不足，从而也导致基础学科人才发展受限。

及时定期动态监测评估西部科学城的建设进展及成效。（重庆市、四川省、科技部、海关总署牵头负责） 五、强化区域交流合作，建设西部内陆开放新高地 （十三）加强创新高地合作共赢。

（重庆市、四川省、人民银行、科技部牵头负责） （十二）推动创新政策先行先试。（重庆市、四川省、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牵头负责） 六、组织实施保障 （十五）强化组织保障。深入对接京津冀协同、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重大战略区域，共同实施重大科技项目，联合开展重大科技攻关。支持成渝地区发展数据驱动的科技金融模式，探索建立跨省（市）联合授信机制，放开基金工商注册落地限制。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科创金融改革试验，高水平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区域性金融科技研究机构、金融市场学院，建设科技金融创新服务中心，布局金融安全基础设施，鼓励有关机构依规申请设立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创业投资子基金，推动中外资金融机构、国内外金融科技企业集聚发展。

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允许中央企事业单位科技人才按有关规定在西部科学城兼职并取得合法报酬，实行专业技术人才落户零门槛。冰川是冰冻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光是气候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之一，更是反映气候变化的记录仪和警报器。

那时，她刚开始进入冰芯研究，缺乏相关知识，只能努力自学，积累基础知识。未来，依托于现有的样本，她希望分析青藏高原冰川积累量的分布情况，并提出相应的机制性解释，进而更科学地保护家乡的冰天雪地。缓缓推开厚重的铁门，寒气扑面而来，柜子上满满当当摆放着青藏高原各地冰川中钻取的冰芯，上面详细标注着冰芯来源。原来，那时冰川管理尚不严格，不乏游客徒步进入冰川内部。

2004年，第一次实地接触冰川。每一天的日常管理和运营，旦巴塔杰都参与其中。

有一次，旦巴塔杰和工作人员去冰川开展例行巡护，行走中，他发现冰川中似乎封冻着异物。为了更全面掌握情况，她找了许多冰芯样本，最终找到4个符合她要求的样本。问题总是来源于现实的数据。2008年，21岁的旦巴塔杰来到米堆冰川管委会工作，那是他此前未曾想过的工作环境

当你写了一些东西不去改变它的时候，就会有惰性。我们超过365天、每天16小时都待在一起，经常有书会 （book meetings）。现在有40个小的GIF动画，还有所有的问题和答案，所有的材料都要更新。Keith Roberts： 但我们对每一个新版本都相当认真。

还有一位印裔科学家Ramanujan Hegde，他在英国剑桥工作，重写了几个细胞膜的章节，将成为下一版本的正式作者。就我们与出版商的合同而言，作者头头是Bruce，但他不是主编。

你们如何看待ChatGPT？它会给教科书写作带来帮助或挑战吗？ Bruce Alberts： 你知道，科学家并不真正了解时尚。这些约定意味着有一个统一的插图系统。

有时为了某个目的，拍摄特定的照片更容易。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想用一生来写一本教科书，所以有些人离开了。本来我们约访一个小时，实际采访长达80多分钟，两位老人谈起这部书就像谈论自己的孩子停不下来。他的写作很美，当时他正尝试写绪论，然后我被指派重写他的那一章。《中国科学报》：你们为什么没有主编？ Keith Roberts： 我们是一个平等的作者群体，但从法律上讲，在与出版商的协议中，必须有一个作者可以代表其他作者作出决定，比如版税支付问题。如果你试图给学生太多，他们将不会学到任何东西。

他在神经生物学材料方面帮助我们，和我们一起在书会上工作。Bruce Alberts： 什么是糟糕的教科书？一本糟糕的教科书只是大量灌输事实，而你会迷失方向。

我们其他人负责画草图，画出来非常难看的东西交给他，他把它们呈现出来，非常漂亮。比如，我要写关于染色质、细胞核和DNA的章节，每年都有这么多新信息，我要向专家咨询，并努力思考什么是最核心的材料，这是教科书的精髓所在，也是最难的部分。

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华裔同事骆利群，是斯坦福大学生物学系教授。所以这是一种微妙的方式，每位作者都在书的后封。

当然，我们的教科书有助于教授的课程设计和教学，在编写教科书时，我们努力让它对设计课程有帮助。这本书没有主编 《中国科学报》：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作者，我想知道找到这些不同作者的标准是什么？ Bruce Alberts： 原来的作者都变老了，Martin Raff已经不再是作者了，我也将不再是作者，必须找到更年轻的人取代我们。写一本我们这样的书，需要作者们摆脱自我、相互信任。我们想知道40多年前他们是怎么写作的？40年后作者又如何看待这本书？他们如何对待每次修订？如何选择新的作者？我们还想知道ChatGPT是否会对教科书写作带来挑战，以及Alberts终其一生憎恨的烹饪式教学 （cooking class）如今改变了多少。

Keith Roberts： 我过去常常处理植物和花卉，所以我在后封上是一朵花。而书的背面有一系列的东西，比如一只青蛙，一朵花，每一个都对应一个作者。

这就是教科书的精髓所在 《中国科学报》：我注意到，Alberts一直憎恨烹饪教学，可以谈谈在美国烹饪教学的现状吗？ Bruce Alberts： 我们正在取得进步，但很慢。有一个章节是关于如何从食物中产生能量的，我们就去了商店，买了一些肉、一些奶酪和一个面包，并拍了一张照片。

一部好教科书是怎样炼成的？ 《中国科学报》：一本好的教科书应该有什么特点？ Bruce Alberts： 插画是我们的教科书脱颖而出的一个主要原因。比如，翻阅文献时，我可以立即从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中分辨出什么是我应该读的，什么是我不需要读的，每期只有很少几篇文章（值得读）。

Keith Roberts： 直到《基因分子生物学》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Gene）和大书出来时，教科书还没有一个协调的艺术体系来为书制作插图。插画的比例、字体和颜色都是不统一的。Keith Roberts： 是的，把一些东西拿掉，比如细菌的内容。他知道有很大的必要出版这样一本书，从科学家的日常工作中抽出时间来。

Bruce Alberts： 我认为，不是所有一起工作的作者都能产生化学反应。从1983年第一版到2022年第七版一直坚守的两位主要作者Bruce Alberts和Keith Roberts于近期接受了《中国科学报》专访。

比如有个叫小地球 （Tiny Earth）的项目（Google搜索就能看到），孩子们可以去他们的地区收集土壤细菌，调查它们，做真正的研究。所以图的来源非常广泛，但关键是尽量使它们具有相关性，尽可能简洁，没有多余的标签。

我们一生都在细胞生物学和科学领域工作，我们作出了所有这些判断。Bruce Alberts： 现在Keith正在寻找取代我的人，他们正在招募人阅读我写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