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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賽法迪猶太社區是由過去的「新基督徒」所建立（所謂「新基督徒」指的是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被迫改信天主教的猶太人以及他們的後代）。當然，我看到了榮譽和財富所帶來的好處，而且如果我想認真地投身於某種全新且截然不同的事業，就不得不放棄追求那些好處。
在一六四九年，斯賓諾莎的兄長以撒去世了。事實上，他並未進入更高階的學校課程（高階課程必須修習猶太法典《塔木德》）。雖然因為這些課程而使他在公司經營上分了心，而且讀了異教徒和非猶太人的作品後，削弱了斯賓諾莎的猶太信仰，他仍然在表面上與猶太社群保持良好關係。他大概曾在猶太兒童宗教會向著名的祭司學習，例如瑪拿西．以色列（Menasseh ben Israel）、以撒．馮塞卡（Isaac Aboab da Fonseca）和索爾．莫特拉（Saul Levi Mortera）。
當時在歐洲，拉丁文仍然是大多數學術人士和知識分子的通用語言，所以斯賓諾莎必須掌握這種語言來進行哲學研究，尤其是如果他打算參與任何大學課程的話。在葡萄牙裔猶太人社區裡，經濟上的成功會帶來地位和聲望，但這些對他來說都沒有什麼吸引力。斯賓諾莎就在這位拉丁文導師的家裡接受哲學、文學和政治思想的世俗教育，同時他似乎也在莫特拉祭司經營的基特妥拉學院（Ketter Torah）（意為「法律的皇冠」）繼續接受猶太教育。我認知到，所有引起我恐懼的事物，其本身其實並沒有好壞之分，只是因為我的心因其動搖。
很可能就是在莫特拉的教導下，斯賓諾莎開始研究邁蒙尼德（Maimonides）以及其他猶太哲學家。如果碰巧榮譽和財富能帶來最大的幸福，那麼我明白自己將與那樣的幸福無緣。
當時，應該就是恩登讓斯賓諾莎第一次接觸到笛卡兒的作品。以色列是一位有包容力且胸懷世界主義的猶太祭司，他可能是當時歐洲最著名的猶太人。
剛獨立的荷蘭共和國（尤其是最大的荷蘭省）因為其普遍寬容的環境，以及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視（遠大於對宗教統一的重視），為這些難民提供了重新建立猶太生活、皈依祖先所信仰之猶太教的機會。當然，他並非沒有意識到放棄先前工作而開始這項新事業後所會面臨的風險。從他本人的自述以及他在同業中的名聲來看，斯賓諾莎的父親似乎曾經是一位相當成功的商人。我終於下定決心試著尋找是否有什麼東西是真正的善，其本身就充滿能量。斯賓諾莎對從商並不怎麼感興趣。由於過往一直是以撒幫助父親管理家族生意，此時斯賓諾莎不得不終止他在學校的課業，接下以撒的工作。
我們知道，笛卡兒對斯賓諾莎的哲學發展以及當時其他思想家來說都非常重要。一六五四年，斯賓諾莎的父親去世時，就剩下他與另一位身為全職商人的兄長加百列經營家族企業，此時他們的公司稱為「巴頓─加百列．斯賓諾莎公司」。
當然，斯賓諾莎必定得離開猶太社群去尋找其他哲學知識，於是在方濟各．恩登（Franciscus van den Enden）的教導下他找到自己的所需。從此以後，他要前去探索知識和真正的幸福。
然而，他們仍然過著還算舒適的生活。另外莫特拉是當時宗教會的祭司長，他更傾心於理性哲學，但也因此經常與馮塞卡祭司在卡巴拉哲學（kabbalah）（一種猶太教神祕主義）的議題上產生衝突。
與加百列接手家族企業的時候，他已經開始分心，漸漸擺脫這些世俗事務，並把愈來愈多的時間精力投入到他對知識領域的興趣。他直到一六五○年代初期都繼續參與猶太宗教會，並定時繳納自己的會費和公共稅，甚至還捐款給會眾成立的慈善基金。為了逃避西班牙伊比利宗教裁判所的騷擾，許多新基督徒最終在十七世紀初於阿姆斯特丹和其他北方城市定居。然而，如果最大的幸福並不在榮譽和財富之中，而我卻只把精力用於追求它們，那麼我也一樣會與這種幸福無緣。
我好奇是否有什麼東西，一旦發現和獲得之後，就會持續帶來最深的喜悅，直到永遠。恩登是前耶穌會成員以及一位政治激進分子，而他家就好像世俗人文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和自由主義思想家的沙龍（恩登本人後來因為參與了一場反對國王路易十四和君主制的共和主義革命陰謀，在法國被處決）。
幾年後，他回顧這段轉向哲學生活的過程時就提到，他愈來愈意識到大多數人（包括他自己）追求的只是虛榮心，而絲毫不重視目標的真正價值： 我的經驗告訴我，所有日常事物都是空虛和徒勞。斯賓諾莎的父親米格爾是一位乾果和堅果的進口商人，其產品主要來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
馮塞卡則是有神祕主義傾向的祭司。雖然荷蘭社會中仍然有一些保守階層叫嚷著要驅逐他們之間的「葡萄牙商人」，但是阿姆斯特丹更開明的政要以及荷蘭社會中許多更開明的民眾，並不願意重蹈西班牙一個世紀前的覆轍，把對荷蘭經濟重要的人口驅逐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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