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年代稱為「將藝術物件非物質化」，小海豚计後來就注入了各式各樣的藝術流派當中，小海豚计如一九九○年代的關係美學（Relational Aesthetics），以及二○○○年代的社會實踐和參與式藝術（participatory art）等。

那時候她一直提到過年前想回家，划守护但礙於自身狀況最終還是無法成行，我就提議由我去她家看看，沒想到她竟然答應了，我還蠻開心的。另外，万名困進到雇主家拍攝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如果只有同溫層的憤怒，境儿童觀眾還沒看就退避三舍了。第一個版本剪出來是92分鐘，彩童年已經算是完成。我原先聽草雲一一說起家族成員，小海豚计聽到弟弟和爸爸生病、妹妹要唸書，竟然一家全靠她打點，覺得半信半疑，沒辦法想像一個人要替家人做到這麼多。我的方式是讓他們先講，划守护覺得有需要或想問什麼再拍。在越南拍攝期間，万名困除了草雲的妹妹之外，有一位從台灣回去的越南人也會協助我們現場口譯，可是那都是大致翻譯。

採訪：境儿童吳季寬、境儿童黃柏萱、張筑貽、秦續蓉 撰文：秦續蓉、張筑貽 攝影：吳季寬 曾文珍從《心窗》（1991）開始拿起攝影機，陸陸續續端出《我的回家作業》（1998）、《春天──許金玉的故事》（2002）《夢想美髮店》（2011）等紀錄片，她也拍攝劇情片《夏天的芒果冰》（2004）、《等待飛魚》（2005），用攝影機將不易被大眾看見的人物故事呈現在大銀幕。出發時，彩童年我們的行李幾乎是超重的，帶了很多草雲要要分送給家人的禮物，她當時的雇主王秀雲也託我們帶禮物過去，可見她們的關係其實非常好。因此到5月2日，小海豚计韓國更進一步解除室外需戴口罩的規定，僅剩室內與50人以上集會還需戴口罩。

過去的人們沒有現代醫療設施，划守护也沒有有效的藥物，更沒有對疾病的透徹研究，靠的就只有演化賜予的免疫系統。4月18日解除幾乎所有防疫管制：万名困解除對餐飲業宵禁以及室內聚會人數不得超過10人的管制、万名困開放300人以上大型集會、解除宗教場所只能使用70%空間的限制，只保留戴口罩的規定。但要注意，境儿童許多人之所以未去施打疫苗，境儿童其中包括本身身體有特殊狀況，風險較高不適合施打疫苗者，因此中重症比例高有部分是「取樣誤差」造成，若要真正研究未接種者的重症率，需對母群體做加權調整。韓國甚至更為積極，彩童年不像菲律賓疫情已經下滑才邁向正常化，而是大膽的還在疫情高峰。

若論全球散播的情況，與當前疫情較接近的，大概是1918年所謂「西班牙流感」。3月中每日確診超過60萬人、死亡400人上下，韓國政府就已經打定主意要解封。

以這樣的數字，對照如今社會搶購快篩大排長龍。但其實只是混在大家習以為常的其他普通流感、感冒病毒中，區分不出，也不被特別注意而已。至5月初平均每日確診不到200人，完全看不出1月中時還是每日確診約3.5萬人的國家。菲律賓則是早在3月中就放寬首都馬尼拉與38城市的防疫管制，不再需要管制社交距離，購物中心電影院餐廳恢復可以全數容量營運。

於是，最後人們對染病的風險可以接受，甚至不放在心上，大流感就這樣在世人心中「神秘的消失」了。因為致病力太強，受感染的人住院、隔離，可就很難傳播出去了。相較於前此病毒，COVID-19相對溫和 COVID-19比起這些可怕疾病，重症與死亡率遠遠更低，與其前輩SARS也相差甚遠，當然，SARS全球傳染的程度則遠不如COVID-19。當年並無疫苗，也沒有篩檢，甚至並未進行最基本的防護措施如戴口罩等等，但是疾病傳染的自然進程，到1920年，疫情就大體上結束。

韓國疫苗覆蓋率86.6%，在這樣積極的鬆綁後，疫情仍然從高峰快速下降，至5月初每日新增確診人數7日平均值已經落到4.4萬。流感病毒並未消失無蹤，而是隨著自然演化，感染性更強但重症率較低的病毒株勝出，淘汰掉一開始重症率高的病毒株

有幾次，我覺得真的太難了，就躲起來偷偷流淚，想說我自己當青少年的時候，就已經覺得和青少年相處很不容易，怎麼會不自量力的想和青少年工作？我一直以為我是還算有自信的人，但當時我常常覺得自己很笨，變得畏縮又習慣討好，陷入了很深的自我懷疑。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有時候，同事們幫的忙是調解我和青少年們的衝突。

我也想藉由自己的經驗，分享一些建立信任感的嘗試。那的確是艱難的一年，但印象也非常深刻，是即使經過十年，仍屢屢想起的一年。那時候我幫自己設定的目標，就是存活下去，存活下去就算贏。雖然信任還未建立，對方可能仍懷疑我、甚至討厭我，但在那樣的當下，我們仍然可以一起討論此刻能一起合作的目標，可能是拿到畢業證書、找到工作，討論他的目標如何在日常當中逐步前進，以及我可以在他的目標中扮演的角色。有了這樣的心理預備，在服務開始時，我比較不會著眼在案主的抗拒，而會注重尋找「他願意」的部分。「信任」是對方所贈珍重的禮物，無法強求而得。

同事繼續問：「那你們有沒有想過，這麼無聊我們為什麼要帶？」青少年愣了一下，安靜了下來，同事開始向同學們說明，為什麼我們知道有一些活動他們不喜歡，可是我們覺得對他們很重要，所以設計和安排。1. 從建立個別關係開始，回應群體的排斥 在我與團體對立比較嚴重的時候，無法一下子就翻轉和團體的關係，但可以藉由個別會談、私下的互動等，慢慢改善和個別成員的關係。

那些和個人、和團體劍拔弩張的狀況越來越少，我們慢慢可以建立深刻和信任的關係。在他們生命中，遇過很多艱難，也遇到一些傷害，需要一些時間評估你，實在是再正常不過了。

一次是我在安置機構實習，因為耿直（白目）的在團體面前說，必須把某個人的一些談話內容通報社工，後來我被當「告密仔」，遭全體成員排擠。文：郭可盼 在閱讀中一中音樂課事件的各式評論當中，我看到有人有感而發，寫下「被講臺下的人討厭，簡直是所有老師的夢魘。

回想起來，那真的算是一段不容易的經歷，但對第一年開始當社工的我而言，也是很珍貴的學習。被排擠的那一年，有傷害也有學習 我被排擠的時間大概將近一學年，那時我常常覺得壓力很大，也忍不住質疑自己，是不是其實不適合當社工？需不需要轉行？不像以前，我總喜歡在公共空間和青少年聊天，當時自己只要能躲就躲在辦公室，要去面對他們時，總是需要自我建設一番。「信任」並非自然而然的存在 對我來說，第一個很深刻的學習是，我理解到，「信任」並非自然而然的存在，而是從互動過程積累的結果。隨著時間推移，在團體上，因著同事的幫忙，以及我對於青少年群體的慢慢熟悉，也讓我在溝通、討論、帶領團體上慢慢抓到訣竅和有所調整，也找到讓彼此舒服一些的帶領方式。

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是我帶了一個生涯探索的團體，討論了幾回合後，青少年們開始大叫很無聊、很煩，不願意繼續下去。例如，同事們有時候扮演黑臉，像是在活動中出現、鎮住場面，讓我可以繼續進行，或是把比較容易引起衝突，例如盯大家清潔打掃這樣的工作領走。

被排擠的我，每日生活面臨的常態是無視和嗆聲、活動很難進行、很難叫得動等。如同我也不會隨便讓人對我的人生指指點點，不會因為社工滿懷善意，案主就理所當然的需要感激你的存在、全然配合你的建議、願意真實分享自己的困難。

有一個同事就問大家：「說實話，覺得現在活動很無聊的人舉手？」大多數的青少年都把手舉起來。有時候，即使對象是「不喜歡自己」的人，但除非發生過特別的衝突事件，否則，在個別會談中因為是討論自己的目標和需要，對方難免敷衍或臭臉，但也鮮少面臨銳利的衝突。

這時，青少年們的表情從浮躁轉為若有所思，我們重新開始團體活動，這一次，大家讓我帶完了討論。在全體不友善的氛圍下，因為沒有人願意賣面子、配合你，使得你要帶各種團體活動或課程，都會變得非常困難。被排擠時的我，非常依賴同事的支援，當時兩位同組同事都比較資深、案主們也比較信賴和尊重他們。但畢竟青少年也不想明目張膽的和社工作對，雖然不喜歡你但也沒有真的想要傷害你，所以不太有攻擊行為。

在當社工的經驗裡，在各種服務的過程裡，被個別的服務對象不信任、覺得沒用、甚至討厭的經驗在所難免，但其中有兩次對我來說特別困難，那是我還是個菜鳥社工時，被青少年全體排擠的經驗。當時，我除了將手上不願意繼續和我合作的案主轉給同事，許多團體活動也依賴著同事幫忙。

另一次，是我剛開始在機構內當社工，服務到機構上課的青少年時，大多數案主在機構內待的時間都比我久，當我必須維持各種課程安排、要求生活常規時，因為和班上領頭的學生衝突，進一步引起全班的討厭。在個案工作上，我也在服務過程中和服務對象一起面對生命中的各樣困難，他們慢慢對我改觀，關係也有所好轉。

通常，隨著他願意分享的事被聆聽了、感受到我願意和他一起努力嘗試、想辦法，他會願意分享、合作的部分也會越來越多5月9日二戰勝利日，對歐洲而言是大日子。